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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态,黑暗,但其中的反转让人落泪

描述畸形情感与扭曲关系的作品已有太多,但少有作品能像《驯鹿宝贝》一样深入地剖析变态心理的面貌与成因,承认悲剧性个体经历背后深层的社会动因。


这部迅速冲顶网飞收视率榜的迷你剧集改编自爱丁堡艺穗节备受赞誉的单人剧(one-man show),由理查德·加德编剧并主演,讲述了失意的喜剧演员唐尼好意帮助玛莎,却开启了无休止噩梦的故事。

创作者对个体创伤的形成及其背后的结构性原因进行了犀利的解构,给予了善意却也绝不滥情。

剧集规模不大,却拥有精巧的叙事结构及相当的完整度,情节流畅且引人入胜。


叙事在剧集中段开始发生转折。

创作者利用影像化的方法,在紧张的节奏里高强度地植入了嗑药、性虐待、变态依恋等等戏剧性元素,在感官刺激的外观之下,抽丝剥茧地引出主人公敏感破碎的心理世界。

故事反映出成人世界的悲剧现实,通过讲述不幸者之间的吸引与伤害,揭示了罪恶和暴力的平庸性。病态与疯狂只是人物现时态的剖面,它形成于许许多多不幸的累积。故事通过人物间关系的变化,折射出未经妥善处理的历史性创伤在当下的延续与影响。


受创者一次次重返创痛情境,不断经历自我怀疑和自我验证,面临人格上的一次次崩坏与重组。内心强烈的自卑和对他人认可的渴求,模糊了他们对于伤害的辨识,为了身心健全者可以轻而易举获得的丝毫肯定,他们情愿将自身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唐尼在经历性侵后一度堕落,他践踏身体,以精神被反复折磨为代价,一遍又一遍地确证自身。这一创伤还使他产生了身份认同危机。面对跨性别女性泰里的爱意,唐尼却无比痛苦,因为无法幸免于取向改变背后那一终极原因。


历经创伤之人还会将对自身的厌恶转换为对待他人的行为模式。自我的摧毁使受创者在人际关系中退缩,对创伤事件的恐惧又使之对他人产生依附,从而产生畸形扭曲的依恋关系。

悲观地说,对于受创之人而言,沉溺于已然习惯的创伤情境,才能恢复被损坏的掌控感。

篇末描述了不符合预期的反转,唐尼放弃了指日可待的理想,返回全部痛苦的源头:回到施暴者身边。加德认为,这几乎是整部剧中最真实的一幕。它没有虚假的拔高,而是呈现了在创伤阴影下,普通人会做的妥协于无解和惯性的选择。


唐尼这一角色的矛盾之处还体现在他对于玛莎侵犯的一度纵容。甚至在玛莎入狱后,唐尼也没有如释重负,反而感到悲哀,并试图在事件的蛛丝马迹中拼凑出玛莎的面貌。

相比于唐尼的人物弧光,玛莎的形象更为直观,而唐尼通过玛莎这面镜子完成了自我剖析,或者说,唐尼的自我剖析是借助于对玛莎的剖析而完成的。

结尾场景的“驯鹿宝贝”与“一杯茶”分别进行了点题与呼应,完善了玛莎的人生轨迹,也解释了唐尼与玛莎之间无比复杂的关联缘起,这一场景使故事提高到新的层次。


用唐尼的话说,性侵这一经历使他成为“吸引生活中各种怪胎的磁石”,事实上,玛莎与唐尼是同类的挫败者,是共生体,他们不堪重负,却仍旧渴望在对方身上获得自身价值,满足那无法实现的幻想。

二者的关系作为故事的线索与动因,揭示了创伤在身体与心灵上造成的印记在受创者与虐待者之间产生的根深蒂固的影响。


唐尼的两位伴侣都拥有心理学背景:基莉获得过心理学硕士学位,泰里是心理咨询师。但真正促使唐尼直面心魔的却是变态玛莎。

故事这一设定在象征层面回避了主流心理学框架下的病理剖析,也回绝了走出创伤的科学方案,它指向一个尚未解决的社会问题:当受创者是边缘之人,无法在常规渠道重获爱与尊重,他们如何获得救助?


剧集的高光之处在于对身份复杂性的接纳与对社会结构性原因的反思。主角一个是危险可怖的女性精神变态,一个是失败且失势的废柴男人,但他们的病态与可怜相当,甚至拥有可爱、脆弱、无助的一面。

他们既不是完全的受害者,也不是完全的肇事者。

与对犯罪的常规印象与跟踪者叙事不同,故事中男性处于被跟踪、凝视和侵害的位置,创作者通过调转公众事件与普遍认知中犯罪者与受害者的性别身份,由男性承担和诉说这些在女性身上更为显性的遭遇,打破了性别偏见之下强弱者的划分。

唐尼被业界掌权者侵凌的遭遇,唐尼的父亲童年在教会遭受的性侵,更是证明了“女性是一种处境”。


加德曾在接受《泰晤士报》的采访时说:“当一个男人被(女性)跟踪时,电影与电视会将之描绘成一件性感的事情……它不会带来太多的身体暴力威胁,不太常见,可以被轻视。但如果她(跟踪者)是一个高大骇人的男人,那会是多么的可怕。”

该剧探讨的另一主题是酷儿身份与异性恋文化的冲突。

唐尼反映出性别气概的文化要求对个体认同造成的负面影响,泰里的角色呈现了性少数群体在顺性别规范与恐跨性别的世界中面临的困难,玛莎则充当了社会中普遍恐惧的代言人。


创作者从性别视角出发但未局限于此,而是在普遍化的语境中揭露了权势等级世界中上位者狩猎规则以及下位者所作的无声牺牲,尤其是被暴力加害者受制于羞耻心与负罪感、刻板印象与社会成见,以至于无法寻求帮助的困境。


剧集同时反映出现实中法律上的缺漏,如性骚扰取证和定罪的困难,以及道德上的悖论——最本质的施暴者仍居于猎食链的顶端,而受创者则要继续面对暴力的轮回。

主角被跟踪扒皮的荒诞情节也延伸至现实世界。随着该剧引起热议,观众化身为网探,人肉搜索出剧中人物的现实原型,后续掀起的舆论风暴甚至盖过了剧集本身的风头。


一位名叫哈维的女性声称玛莎来自于她的形象,她以诽谤、侵犯隐私以及影响生活为由,向该剧创作者提出了高达1.7亿美元的索偿。

一部分观众认为,《驯鹿宝贝》对性侵犯以及行业潜规则的揭露确有价值,另一部分观众则认为,商业影集的创作是对相关受创者的二度伤害。

这场剧里剧外双关的指控,暴露出网络生态、司法责任与个人隐私关系的种种问题,定罪模型与复杂现实之间的距离,也提出了关于如何平衡真实生活、艺术创作与道德良知的反思。


提出控告的疑似原型人物哈维

加德曾参与公益组织“我们是幸存者”(We Are Survivors),他发现创伤事件与创伤者的自我厌弃具有同样的破坏性。加德曾言,他无法将生活与所经历的一切区分开来,不能再继续压抑,需要做出生存的选择。

书写创伤也是疗愈的一种途径,通过真正地袒露和面对过去,加德学会了更多地同情自己。这种同情也包括对相似者的同情。唐尼对玛莎的复杂情感,出自于加德在经历创伤以及构思创作时产生的真实感受。

为了保护玛莎,加德从未透露过她的真实信息,他也通过改变角色的某些设定,伪饰了玛莎的身份。尽管玛莎的骚扰长达四年多,他仍旧对这个脆弱的患者抱有同情。


加德认为,创作更重要的是情感上的真实,应该将注意力放在理解唐尼和玛莎的故事上,而不是试图查出任何真实的身份。

另一主演冈宁也补充说,加德并未让故事变得黑白分明,所以实际上没有好人、坏人、恶棍或受害者,他们只是像人类一样复杂的人。

这部剧集基于创作者的私人经验,经由艺术创作将现实中隐秘而普遍的创伤结构暴露于公众面前,警示着所有正在或潜在对任何人(包括自己)进行伤害的参与者,不能再以简单的标准决断我们能看见的任何遭遇。所有人都是创伤面前的幸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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